天宝前后，杜甫的两次移居很值得注意：一是约开元二十九年（741）从位于洛阳之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洛阳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二是天宝十三载（754）移居到长安杜曲。两次移居，杜甫的心态颇有不同。移居土娄庄后他曾云：“幸遇圣主，愿发清机。”实为追求仕进之途的开端。移居杜曲时则云：“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似标志着这条路的终点。但是，他从离洛阳城内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再转移到京师长安，在空间上呈现为向政治中心逐步趋近的轨迹。这样来看，他的两次移居就显得意味深长。
从陆浑庄到土娄庄
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自云，他于开元二十九年或稍前在首阳山祖茔旁边筑建土娄庄居住。笔者曾撰《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一文，认为他乃从距洛城稍远、位于其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了近郭的首阳山土娄庄。
他移居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心态上由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乃是其中主要者之一。如移居土娄庄后不久即郑重表达了“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打算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志愿。杜甫欲追求仕进，为什么要移居？这涉及唐代文人别业和其生活之间独特的关系问题。我们可通过诗人李颀的例子来窥其一斑。李颀在洛阳的居所可知者有东川别业和东园两处。他在《晚归东园》诗中写道：“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放歌行答从弟墨卿》诗云：“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这是描写他在东园的生活。《不调归东川别业》诗云：“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对河岸，渔樵只在兹。”《缓歌行》云：“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这是描述在颍阳东川别业的生活。对比两者大致可见，东园在洛阳东郭外，李颀在此居住时主要是一种欲追求入仕的心态，可兼顾隐居和城内交游两种生活。东川别业在颍阳，距洛城稍远，他在此居住则主要是闭门读书和不调后长时期归隐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从李颀的两种别业生活中，不难窥得居住地和文人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杜甫在欲开始追求仕进之时，从距离洛城一百多里的陆浑庄移居到三十里上下的土娄庄，应该也有这样一层原因在其中。
从洛阳到长安杜曲
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轗轲辞下杜，飘飖陵浊泾。”表明他后来居住在了长安杜曲、下杜一带。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他移居下杜在天宝十三载春。
这次移居，是杜甫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前移居土娄庄，是其人生追求从以漫游隐居为主转向以仕进为主的标志，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则是这一转变从心态层面走向实践的开始。天宝五载以来，杜甫在长安求仕虽然不顺利，但也不至于丧失希望。九载、十载向玄宗献《三大礼赋》、诏试文章失利，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事详见《进封西岳赋表》）。因为，在已深得玄宗赏识眷顾的情况下，权相李林甫都能作梗，使他依旧无法入仕，以后还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吗？所以杜甫自料此生将与仕途无缘，绝望地表示欲“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不过，这只是移居长安之举的内涵之一，它还有另一层内涵。稍前，献赋、诏试文章失利后杜甫曾表达欲隐居终老的打算：“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杜甫的故里在洛阳一带，如真想彻底隐居终老，那里无疑是最理想也最便利的选择。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长安。费此周折从洛阳移居到长安，其实透露出他骨子里还是放不下仕进，当然仕进与他对国计和黎民的牵念息息相关。我们可对比岑参。岑参开元年间在洛阳一带有嵩阳别业等居所，他在《感旧赋并序》中云：“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移居长安终南山双峰草堂，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岑参移居长安的时间颇值得注意。因为玄宗前期常巡幸东都洛阳，以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返回长安为界，以后没有再到过洛阳。这意味着，开元二十五年之后，随着朝廷巡幸的不再，洛阳的政治氛围开始减弱。岑参当时正处于追求仕进状态，他以前常出入洛阳、长安二郡，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则主要出入长安一郡，移居长安显然是为了“献书阙下”之便。杜甫在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应该说也有着和朝廷所在地保持接近这样一层目的。
移居对于杜甫的意义
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十四载，是杜甫着力追求仕进的人生阶段，其间两次移居显然和他这阶段的心态、追求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道理并不难理解。唐代文人的人生追求由仕和隐两翼构成，即他们既需追求入仕以实现人生价值，也热爱隐逸栖居生活。而在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之地营建别业这种靠近或模拟山水自然环境的居所，正是他们借以实现这一双重性生活的最佳途径。白居易《中隐》诗云：“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即道出了都城园林别业和文人这一仕隐兼顾生活追求之间的关系。在此视野下我们来看杜甫和他的两次移居。他的陆浑庄、土娄庄、杜曲居所其实都属于都城文人别业，本就是主要为满足上述生活而建。他之所以营建新的别业、在其间移居，乃是在个人人生追求和政治社会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为更好地满足上述生活需要，而对居地做出的适当调整而已。
开元二十九年移居土娄庄，是因为他要转向以仕进追求为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同样是栖居和都市交游兼顾的状态，只不过这时都市交游活动更急需，在生活中占的分量加重，而陆浑庄离城内稍远，所以新建一个更近城的土娄庄，以便出入城内。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杜曲，和他心态、人生追求的变化有关，也和天宝年间玄宗不再巡幸洛阳，洛阳政治氛围减弱的形势有关。他最初赴长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以为可很快入仕，所以没有在那里定居，只是一种客旅生活。遭遇天宝十载献赋之事打击后，他意识到入仕机会渺茫，但又割舍不下政治理想的追求，所以开始考虑在长安以常态性的生活方式去做长期谋求。营建杜曲别业，移居于此，应该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当然，杜甫移居当年的秋天，长安霖雨六十余日，京城米贵（参看《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不得不把家小寄居于奉先县。这是自然灾害所致，和这里所论并不冲突。
总之，天宝前后，杜甫的居所和居地两经变迁，驱动他移居的动力无疑主要是仕和隐这两大人生主题在其心目中所处位置的消长。但是，变迁中其实一直蕴含着两个不变的主题，即别业和都城：三处居所都是别业，都不远离两京。因为，都城文人别业本身就是为承载文人仕和隐两重生活而产生并兴盛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