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季宇
刘祖慈老师走了。3月的最后一天，接到志友的电话，说是祖慈老师已于昨天下午仙逝。噩耗传来，这让我既震惊又悲伤。祖慈老师身体不好，已有多年了。跃渊和志友与他同住西苑文联宿舍，前些年还常碰见他在院中散步，这些年几乎看不见了。他住在五楼，无电梯，上下不易。有一次，他去理发，竟倒在地上，无法起身。打这，他就很少外出了。
祖慈老师是全国著名的诗人。1981年全国优秀诗歌评奖，在35名获奖者中，安徽有6人，一举奠定了安徽诗歌大省的地位。其中，就有祖慈老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1984年，我调入省文联，与祖慈老师相识。那时，他在省文学院任副院长（公刘先生时任院长，公刘先生离休后，他接任院长），我在《安徽文学》任编辑。我们时有接触，但交往并不多。1987年，报刊整顿，《安徽文学》与《清明》合并，我调任《清明》杂志社二编室主任。办公地点在宿州路文联老楼的二楼。祖慈老师和韩瀚老师当时都住在文联大院内。他们时常来找孙民纪聊天。民纪是《清明》的美编，与我同时调入《安徽文学》，后又一起到《清明》，交往甚密。我与民纪在一个办公室，他们来了，自然就一起聊天，时间一长，慢慢就熟了。祖慈老师和韩瀚老师都是文联有名的才子，他们学识渊博，博古通今。与他们聊天十分享受，也增长见识。由于他们时常来《清明》，在我们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后来不知谁送了他们一个雅号：“清明之友”，他们也欣然接受。后来，民纪调上海了，韩瀚老师也因病住院，《清明》办公室也搬到新大楼。祖慈老师只要到文联来，仍要来我办公室坐坐，聊些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祖慈老师个性极强。他嫉恶如仇，眼里揉不进半点沙子。对于社会的丑恶现象，包括文坛的不正之风，他毫不容忍，大加挞伐，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脾气火爆，遇到不对的事，便会拍案而起，甚至跑到党组直抒胸臆，愤怒声讨。即便到了晚年，依然如此。此外，他还爱打抱不平，常常仗义执言，令人十分敬佩。记得很多年前，上海某报把一个小偷称作“安徽民工”。祖慈老师看了十分气愤，觉得把个别人的行为归结为一个群体，是地域歧视，十分不妥。他立即写信表示抗议。后来，这事引起不小的反响。安徽的报纸还以此为题展开讨论，上海方面不得不表示致歉。
祖慈老师虽然个性鲜明，但心地十分善良，对于年轻作者，特别是基层作者十分爱护。每有作者给他写信、投稿，他都会认真回复。对于一些有希望的作者和作品，他都会向有关报刊推荐。我在《清明》《安徽文学》当主编时，他常常会转来一些青年作者的稿件，并附上他的信和评语。有时，他还会来我办公室，当面向我推荐，并谈论或点评安徽作者创作的情况，对于有希望的作者希望我们多加关注。对于《清明》《安徽文学》的工作，他也十分支持。记得《安徽文学》复刊后，我向他约稿。那时，他写的诗已很少拿出来发表，但对我的约稿还是非常支持，精选了一组诗交给我们。《清明》《安徽文学》的活动，他也总是有请必到，除非有特殊的事情无法分身。
我和祖慈老师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有时也会谈到创作上的事，向他请教。1992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的中篇小说《灰色迷惘》《当铺》先后发表，《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分别转载。那时的出版还不像现在这样繁荣，年轻作家出书的情况还不多。当时，省文联党组书记沈培新对年轻作家的创作十分重视，提出为我召开一次研讨会（为两部中篇小说召开研讨会，过去文联尚未有过）。那时的研讨会，不像现在这样隆重。记得是在九狮苑招待所，沙发围成一圈，座位无席卡，也不排座次，大家随意坐下，好像连话筒都没有。不过，文联重量级的人物都来了：陈登科、鲁彦周、苏中、韩瀚等，还有祖慈老师。会上，祖慈老师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事后，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口中留情。他说这倒也不是，有些不好的东西，你要让我讲好话那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清明》为这次研讨会专门辟了一个笔谈专栏，刊登有关发言，因为会上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便请与会者每人写出发言要点予以刊登。陈老、鲁老、苏老等人都写了，祖慈老师也专门写了一篇，这对我是很大的鞭策和鼓励。
2013年前后，我开始写《淮军四十年》。有一次，碰到祖慈老师，说起这事。他对我说，淮军中的刘秉璋是他的祖上。刘秉璋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曾官至四川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时任浙江巡抚，指挥了著名的“镇海之役”，粉碎了法国无敌舰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就在那次交谈中，他向我讲了一些关于刘秉璋的事迹。其有一个关于叶蒙蒙亮的故事，我还从没听说过。
刘秉璋幼居三河，与潘鼎新（淮军另一名将，曾官至湖南巡抚、广西巡抚，中法之战中曾赴越作战，收复镇南关、攻克谅山）是亲戚，年幼时两人结伴进京赶考。肥西三河离京师千里迢迢，途中要经过皖北、山东和直隶，路上需耗时数月，颇为艰辛。于是，家里便替他们雇了一辆小推车，一路上两人时而徒步，时而乘车。当时给他们推车的脚夫，姓叶，也是三河人。此人干活尽心尽力，每到一地住下后，次日一早，天刚放亮，他便首先起床，站在屋外喊：“二位少爷，天蒙蒙亮了，该起身了。”一路上，几乎无日不如此。久而久之，叶某便有了一个“叶蒙蒙亮”的绰号，至于他的本名反倒被人忘记了。刘、潘二人发迹后，叶蒙蒙亮甚是得意，逢人便吹嘘，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一车推出了两个抚台”。
刘秉璋升任四川总督后，不忘旧情，把叶蒙蒙亮也带去了，哪知叶某自恃有功，放任自己，造成不良影响。刘秉璋得知这些情况后便将其送回老家。叶某愤愤不平，到家后发现刘秉璋替他盖了房、买了地，才算理解了刘的良苦用心。
刘秉璋的官声一直很好，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入书中，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包括研究淮军的学者。殊不知，这个故事就是祖慈老师向我提供的。
祖慈老师的诗一直享有盛名，但后来很长时间不见他再发表诗作了。很多人问起这事，我也问过祖慈老师。他说，诗还在写，只是不再发表了。他要沉下心来写，不再为发表而写——这也是一种境界吧，与当前浮躁的文坛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坛一向讲究传承。新时期以来，陈登科、鲁彦周、严阵、公刘、刘祖慈、韩瀚、祝兴义等，共同创造了皖军的辉煌，如果没有他们，安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便无从谈起。在呼唤重振皖军的今天，前辈作家的成就值得重视。我真心希望，有关方面能把祖慈老师生前写下的诗作，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加以整理，相信这定是一笔宝贵的遗产。